纵观西方现代审计模式的演进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决定了审计模式的具体形式，同时，审计模式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18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但尚未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基础上的股份公司，他们客观上需要独立的第三方审计监督，以保护所有者利益，同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公司业务较单一、账目较简单，审计师完全可以采用详细审计方式，账项基础审计模式因此产生。同样的，制度基础审计模式和风险基础审计模式也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构成的审计环境孕育的产物，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同时，由于审计本身具有社会服务性，因此审计在一定程度上有公共产品特性，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特征使得更先进的审计模式让无数微观经济个体--包括企业的投资人、关联人、客户和供应商以及所有可以“搭便车”免费享用审计成果的主体均获益，客观上促进了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公正，经济更快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渗透于金融、经贸、科研、民生等各个领域，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随着公民的经济参与意识和民主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对审计的需求也不断延伸和拓展，公众关注点从微观层面的企业逐步转向中观层面的产业和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形势必然会促使国家审计模式向着信息化、科技化的方向前进，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内在要求。2012年，审计署组织的全国社会保险资金审计项目中，大型数据库检索和多地联网审计模式的成功运用已预示着未来我国政府审计信息化趋势的不可阻挡。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这种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审计模式不仅会在民生等领域被广泛应用，而且会在快速发展的电商贸易等领域大有作为，同时也会对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进而从审计角度推动信息化社会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