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比较优势
目前，我国国家审计中的金融审计与各级政府金融工作委员会及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以下简称一行三会）等部门共同构建了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体系。尽管这些机构都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履行对国家金融运行体系的监督职能，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金融审计无论是在监督、评价金融机构业务、财务的真实、合法、效益，还是在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抵御系统性风险、服务宏观政策、推动金融改革等方面，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为：
1.权威性。首先，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是行政体系中层次最高的经济监督方式。因此，从法理角度看，金融审计对金融机构的财务收支等经营活动以及整个金融运行体系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安全性具有更高权威的监督职能；其次，从职能角度看，审计法、预算法、《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等法律法规又赋予国家审计对金融监管部门（即一行三会等）的预算执行、领导人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等财务、业务情况行使审计监督权，处于具有更高权威的再监督层面。
2. 独立性。一是法定的机构人事独立性和工作业务自主性。现行宪法、审计法等均明确规定了国家审计在机构人事、工作经费上的固定性和工作业务上的相对自主权，为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提供了法律保障；二是行政职能的单一性设计决定了审计监督处境的超脱性。现行体制对审计监督职能的专一化设计（只审计不审批，只监督不管理）决定了金融审计处于超然、中立的境界。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除监督外都还行使一定的管理权或审批权，甚至还有办理业务的职责，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职责交叉削弱了其监督的有效性。
3. 专业性。国家审计的专业性是其在国家治理的监督控制子系统中保持较高的权威性、威慑力和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也是金融审计对比其他监管方式的优势所在。这种专业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审计准则、现场审计管理办法、专业审计实务指南等一整套行为规范和包括审计组长负责制、三级复核审理制在内的质量控制体系为国家审计的专业性提供了制度保证；二是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推动国家审计专业形象。近些年，随着国家审计对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专业胜任能力的职业化建设，使得国家审计人才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确保了审计监督的质量；三是长期积累并经检验的审计抽样、分析性复核、穿行测试等多样化、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特别是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使得金融审计能够在海量信息的条件下对违规问题进行精确打击。
4. 综合性。一是审计方法手段的综合，即能够综合利用分析性复核、计算机审计、延伸调查、协查函证、察看询问等方法技术来分析线索，查核问题；二是审计目标和方式的综合，即可通过开展多种类型的审计（如经济责任审计、跟踪审计、预算执行审计等）对金融机构及其监管部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并以此综合其他监管机构的数据、资料等开展工作；三是信息资源的融合。信息是发现问题、识别风险、评价分析的关键，审计监督范围的全面性使得金融审计可以综合利用财税、企业、社保、资源等多个领域的资源和信息，采取多专业融合、多角度分析，全面、客观地分析和预判金融领域乃至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5. 宏观性。从审计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作用来说，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对于经济社会具有全方位、高层次的监督职能。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金融审计具备较强的宏观性，即金融审计的监督视角已经从金融机构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扩展到金融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再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不仅要像其他监管机构一样查处具体违规问题，更要以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民生、推动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全面揭示金融领域乃至经济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深入剖析体制、机制、政策等制度缺陷，为推动国家良治善治发挥“免疫系统”功能。
二、当前金融审计在审计体系中服务国家治理的独特作用
1. 紧紧围绕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创新和经济形势变化，充分发挥服务经济的宏观作用。
一是紧紧围绕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尤其是执行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调查，有力揭示金融领域影响调控、改革发展和金融安全的突出问题。
二是紧贴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揭示金融领域呈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近几年，金融审计针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热钱流入、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影子银行、表外理财产品等宏观问题进行了持续跟踪，金融领域出现的地下钱庄、票据掮客、信用卡套现、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现等微观问题在发现后及时分析背后存在的体制机制原因并推动从宏观上加以纠正和规范，充分发挥了金融审计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方面的作用。
2. 坚决以大案要案为突破口，充分体现审计监督的威慑作用。
近年来，金融审计通过揭露重大违规问题和发现大案要案线索，在打击犯罪、惩治腐败和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